后来，毛主席决定保留检察机关，这样才刹住第一次取消风。
[13]See Cai Yongshun，Civil Resistance and Rule of Law in China：The Defense of HomeownersRights，in E. Peery and M. Goldman，eds.，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93.[14]这起案件的审理法官告诉我，这一决定并没有什么原因，近十年来这种现象只出现了一次。或者用刘法官和鞠法官更委婉的话说：依法治国的战略迫使司法进行制度创新。
事实上，除了在《行政诉讼法》中没有法律依据的政治和公民权利的纠纷之外，T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的创新，几乎涵盖了公共行政的所有重要方面：城市建设、劳动和社会保障、资源和公共安全。而社会稳定目标、产业结构的转型、行政机关的权力与资源、法官职业化程度等，都是影响法治发展的重要因素。（三）创造性地适用法律法院不仅创造性地在法庭之外运用设计的措施来处理涉及行政机关的事务，也创造性地解释和适用法律。本案的一个争议焦点是，镇政府的行动和丈夫的损伤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摘要】在T市的司法实践中，处于法律与行政机构之间的中级人民法院常常通过寻求党委的支持来推进法院工作，增强司法权威。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填补滞后的立法与发展的社会现实之间的鸿沟。[21]T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年关于行政诉讼的报告显示，当地公安局没有在任何一起案件中败诉。所以他们的政府职能并未感到太大压力，能够做到小政府大社会。
但反过来，小河水多了更必然会往大河、大湖、大海里流啊，不是说涓涓细水汇成河、大海终须纳细流吗？民富国强不是更好吗？据我了解，近些年来也有某些沿海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人士比较开明的，他们不要求辖区内企业每年把税基上报得高高的，留有余地。人们不能因其为人民中的少数而否认其主人地位，政府仍然应当为他们作应有服务。该省政府的工作人员也许是担心上述官员的失态之语被发布，还抢走了这位女记者的录音笔。这样的政府绝不是人民的服务型政府，他们甚至连封建王朝时候的政府官员都不如，明、清朝廷还知道国库亏虚时可以向地方民间富商借款呢。
正如孟德斯鸠说的，恐怖是专制政体的显著特征。怎样才能让上级领导赏识呢？办法据说也很多，但主要的还是把工作做好，出色完成上级所布置和重视的各项指标。
服务型政府建设需要实现政府定位的几个转变，这既是制度改革问题，更首先是人们观念的转变。然而从中央到地方，人们对此似乎仍未从痴迷中清醒引起足够注意。这些是需要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加以解决的。二是肥了垄断企业腰包。
不仅是经济，现代化和科技飞速发展，人们社会生活也变得越来越高级、复杂了，需要的管理工作也越来越庞大和复杂。因此各国的政府职能都大大扩展了[34]See Robert Alexy,A Thoe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translated by Julian Riv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66-67. [35]孙乃翊：《从社会保险之财务处理方式论世代负担之公平性问题》，载《当代公法新论》（下），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三代契约理念在德国1992年养老保险改革法中的落实，主要体现在对子女养育期间的承认，规定每位在家抚育小孩的母亲或父亲可以享有三年的免缴保费期间，且该段期间内薪点的计算，按全体被保险人前一年度平均投保薪资的75％计算，如果被保险人在该期间内还同时参加工作的，则在薪资保费的薪点未达到75％的标准时，予以补充计入。
问题的解决需要联系社会保险制度的基础理念及宪法设置该制度的目的，进而还涉及老年人的基本权利保障。[14]此后，以社会保险方式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成为既定的政策。
据此，个人应对其自身的经济保障负主要责任，仅在无法满足其生存的最低限度内，基于人性尊严的保障，才享有对国家的给付请求权。[29]据此，原则理论为社会保险立法设定界限的同时，也容许了立法形成自由的存在。
在该法制定过程中，关于长期护理服务究竟以社会保险还是以税收作为财源，曾有激烈的争议，最终在1995年7月4日的社会保障制度审议会上提出，老人的福利应该依靠保险金，也就是说，明确指出靠行政拨款来进行的社会福利应由国家运营的介护保险来代替。（三）以社会保险作为老年安全的主要制度 为保障老年经济安全，世界各国主要采取三种方式：社会保险、公积金或储备金及社会救助。[42]据此，在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中，立法机关提高老年人负担比率的决定，在未对老年人最低生活水准构成威胁的前提下，仍处在立法形成自由的范围内。[18]学说上对宪法政策的效力一直存在争议，如以光谱来形容，一端是无拘束力的方针条款，另一端则是公民的主观公权利，中间为宪法委托和制度性保障。[41]从生存权保障内容的内部构造看，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对最低限度生活的法的保障，二是对超过最低限度生活以上部分的裁量上的保障，二者在违宪审查上的宽严程度不同。3.衡量余地 关于狭义比例原则中的衡量余地问题，即宪法是否允许立法机关就相互冲突的原则自由决定实现的先后顺序，阿列克西认为，此种情形下应有衡量法则的适用，其内容为：如果某一原则不被实现或被侵害的程度越高，则另一原则实现的重要性就必须随之越高。
（二）社会权的规范结构 作为社会保险制度的宪法依据的物质帮助权，属于社会权性质的基本权利。如果只是为了避免社会保险基金财务恶化，通过加税、提高保费或削减给付等措施便可暂时解除危机。
目前正在试点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就存在上述问题，由于未充分关注与已有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间的配给关系，可能会影响其目标的实现。从各国改革情况看，主要采取后一措施，比如：法国决定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增至2018年的62岁，将领取全额退休金的年龄从65岁延长至2023年的67岁。
[4]参见马与雄：《法国正式决定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2岁》，载《中华工商时报》2010年7月19日第4版。针对这一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92年参与战后重建之妇女判决中指出，养育下一代，对于随收随付制之社会保险而言，具有确保其存续之重要性，如果没有下一代，年金保险将无以为继。
[30]参见朱应平：《追求行政权能配置最优化的三十年》，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目前我国在职人员与养老金领取人员的比率为3：1，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个人账户始终难以做实，从而造成养老保险在运行中逐渐偏向于现收现付制。[28]依此观点，基本权或其他宪法原则只是一种框架性的规定，仅划定了立法活动的外围界限，至于如何填补并充实框架的内容，属于立法机关的形成自由。以日本为例，70岁以上的老人平均医疗开支是14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平均水准的8倍，是总人口平均水准的3.5倍。
1999年的养老保险改革法进一步规定，子女养育期间内的薪点由平均投保薪资的75％提高至百分之百，并可与薪资保费合并计算薪点，直至达到最高投保薪资上限，实际上承认就业并养育子女的父母对于养老保险付出了两份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贡献。[21]参见胡锦光主编：《宪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页。
从国外退休所得替代率看，瑞典是69％，丹麦59％，德国73％，荷兰50％，英国47％ ,[33]大致能保障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准。当一国的生育率维持在2. 1的更替水平之上时，养育子女的责任由家庭承担，并无不当之处，然而，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世代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被打破。
而且，自我预护方式也将使弱势群体遭受更大的不利益。从德、日等人口老化国家的社会保险营运情况看，保险支出逐年增加，缴纳保费者却相对减少，致使财务收支失衡，社会安全网从此不安全的危机意识油然而生。
几乎没有削减给付的空间，加之老龄化速度太快，社会保险基金的财务平衡面临严峻压力。[31]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最低生存保障功能的是社会救助制度，其目的在于建立最低安全网，即在其他社会保障给付不能发挥作用时，才有启用社会救助的必要。进入专题： 社会保险制度 老龄化 。[12]其中，公积金方式因不具有社会连带与风险分摊的功能，无法实现老年保障的任务。
[33]参见林万亿：《老年年金制度之建立》，载《月旦法学杂志》第28期。[34]在社会保险领域，划定了改革措施的框架界限后，通过运用比例原则来分析立法机关的结构性余地，可以实现对立法形成自由的制约。
[2]人口结构的快速老化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保障制度首当其冲，尤其是与老年人息息相关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17]德国最终选择维护原有的养老保险，显示了对社会保险方式的信赖与支持。
社会保险制度架构在保险原则与社会互助原则之上，基于前者，保费与给付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由于养育子女的家庭在缴纳现金保费之外，还因其生育行为提供给社会保险另一份世代保费，但在以往的二代契约中，却未区分被保险人是否养育子女，一律依相同标准缴纳保费，造成了给付与负担间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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